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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(33岁)


  1月7日,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导下于上海举行。会议改选中央领导机构,陈绍禹(王明)进入政治局(不久为中央常委)。项英没有参加这次全会,保留了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
  1月15日,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决定,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成立,项英为代理书记;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,项英为主席,朱德、毛泽东为副主席并分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。当日,项英签发关于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的第1号通告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行撤销。

  1月16日,主持制定苏区中央局第2号通告,严肃批评了发动富田事变的错误行径,同时指出在反AB团斗争中要纠正乱供乱咬、乱打乱杀的错误。

  2月17日,与朱德、毛泽东联名,就《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》,发布了军委第6号通令。指出:为加强红军政治工作,确定建立军委总政治部,并暂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,以毛泽东为主任。通令规定了总政治部与红军中政治部、政治委员的关系,还明确了政治部、政治委员间的相互关系。

  2月19日,在调查研究后,发出苏区中央局第11号通告,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,批评了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,提出用党的会议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。

  2月,面对第二次反“围剿”即将到来的敌情,主持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多次开会,研究对策,确定继续采取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来反“围剿”。苏区中央局和军委还要求地方红军领导赤卫队、少先队,执行扰敌、堵敌、截敌、袭敌、诱敌、毒敌、捉敌、侦敌、饿敌、盲敌10项任务。

  3月18日,在苏区中央局扩大会上讲到解决富田事变问题时,认为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是正确的。

  4月1日起,国民党20万大军分4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“围剿”。和朱德、毛泽东以军委名义下达通令,要求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积极开展游击战,配合红军主力作战。

  4月16日,由任弼时、王稼祥、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,带着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全权调查和处理富田事变的旨意,到达江西宁都青塘。在17日举行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上,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,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,坚持按敌我矛盾处理,完全否定了项英按党内矛盾处理的正确意见。

  4月至5月,中央代表团提出“以毛代项”的意见,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被撤销,改为中央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。按照中央代表团的决定,将回中央局承认错误的谢汉昌、刘敌、李白芳等以“AB团头子”罪名,将陪同他们来开会的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以“同伙”罪名,先后杀害;将到赣江西说服、带回红20军部队的该军政委曾炳春,以及该军排以上干部大部杀害。项英对富田事变的结局公开表示不服,保留意见。直到60年后的1991年,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《中国共产党历史(上卷)》才对富田事变及打AB团的处理问题作了公正叙述,认为项英当时的看法和做法是正确的。

  5月起,在苏区中央局领导下,项英转为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。

  6月20日,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,与主席毛泽东、副主席朱德联名发布第14号通令,鉴于原定8月1日举行的“一苏大”因各地准备不及,确定改在当年俄国十月革命节(11月7日)举行。

  11月1日至5日,出席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(赣南会议)。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,听取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。会议在讨论时强调反右倾,致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贯彻。在会上,项英汇报了“一苏大”会议准备情况,提议对领导反“围剿”和发展苏维埃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红军部队及其领导人,应授予特制的旗帜和徽章,获得赞同。

  11月7日至20日,出席“一苏大”。当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,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和闭幕词,作了《劳动法报告》,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。

  11月27日,出席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,选举毛泽东为主席,项英、张国焘为副主席。在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人民委员会,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,毛泽东为主席,项英为第一副主席(兼政府中共党团书记)。项英还兼劳动人民委员,并代理财政人民委员。

  11月28日,与毛泽东主席、张国焘副主席联名发布命令,公布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》,明确规定男女婚姻自由,废除封建包办和买卖婚姻制度,禁止童养媳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。

  12月11日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正式创刊。曾兼任主笔,重视运用这个舆论阵地,宣传胜利消息和党的政策、主张。

  12月13日,与毛泽东、张国焘联名,就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发出训令,强调依法办事。

  12月18日,在《红色中华》报上发表《地方苏维埃建设问题》。强调要建立和健全地方苏维埃。

  12月28日,在《红色中华》报上发表《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》,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径,指出:国民党及其政府,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;要打倒帝国主义,必须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;要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,只有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去完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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